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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六四，有人會受學生為中國前途現況而自我犠牲所感動，有人會認為他們是因為錢及爭取地位權力去肆無忌憚參與暴亂；有人會認為傳媒的圖片錄音及見證是屠城的鐵證，有人則會認為傳媒發放的資料是經過過濾及精心剪輯，甚至有偽造成分；有人會認為解放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有人會認為學生及市民沒可能手無寸鐵，殺害解放軍；有人會認為中共處理六四的手法為今天的經濟「起飛」「和平掘起」奠下基石，有人會認為中共這樣處理六四反而令中國浪費了廿年光陰；有人會認為廿年時間太短不足以下定論，有人會認為拖延時間越久真相越容易被人遺忘；有人會認為中共終有一天公開其「早有」的定論，有人會認為中共以全民失憶為目標，而且根本沒有什麼定論．．．例子其實還有不少，在此下略。
有這樣的「有人會認為」這，「有人會認為」那，當然一部份原因是他們得到的資訊不全面，不精確，乃致有大量意見相佐；另一部份，我認為極為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壓制對六四資訊的流通，拒絕公開詳情及真相，大部份流通出來的資訊都是對中共不利，一幅幅血腥的圖片及清楚的機槍聲，無法令大眾信服中共發佈的資訊。這樣的事實容易導致了兩個極端：一個是對中共完全的痛恨及不滿，對六四中學生與市民的取態及行動給與絕對的肯定，於是對所有有利平反六四的資訊照單全收，不利平反六四的資訊則一律視為「抹黑揑造」，再以激昂說詞為「受蒙蔽者」曉以大義；一個是覺得很多資訊都是一面倒對中共不利，在「中立客觀持平」的原則下，認為中共總有做對的地方，及學生市民總有做錯的地方，於是絞盡腦汁發掘出，甚至思考出「支聯會」的黑材料，從陰謀論出發，「抗衡」一面倒的資訊。當然還有另一極端，就是某些達官貴人因為某些原因而不需要為六四評論，甚或不需要了解六四，為六四操心，例如對中共有信心，或者認為自己認識不足，又或者簡單的說沒有意見，不便評論。近日有人把舊日的聯署放上網，以及剪輯片段作「今昔對照」，是他們失憶？還是他們隨著年月轉變及人生歷練而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他們今日深悔當年政治押寶失敗，趁還有本錢改買對家？
「從不同角度看」無法脫離本質與真相
近期，多了青年及學者引導市民去嘗試「從不同角度看」六四這一件事，例子有陳一諤，呂智偉，周全浩，甚至特首曾蔭權等人，發表了之前甚少聽聞過的觀點。使我非常深刻的，是一向嘻笑怒罵的＜頭條新聞＞，主持人一臉嚴肅，觀點一矢中的。六四的本質，是中共下指令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及學生。任何人也有權去推翻這個公認的本質，只要你拿出實質的證據。為什麼你拿不出證據？你可能會認為支聯會有意隱瞞真相，可是，最容易及最有機會拿出證據的，是中共政府。可惜，中共只會令你失望──他們做的不是去證明自己判斷正確，而是去虛耗資源去打壓任何關於為六四發聲的聲音，及隱瞞一切關於六四的史實。這個公認的本質甚為人說服的原因，是傳媒當年的畫面打動了無數香港人，有很多為六四發聲的人士均受中共監控。
所謂「從不同角度看」，並不是「我相信手無寸鐵是不可能的」，並不是「如果沒有鎮壓就沒有今天的繁榮（或如果鎮壓了就有今天的經濟奇蹟）」，也並不是「容納一切意見，再理性持平討論」。真正的「多元思考」，可以是角色代入，是「我若是學生會有什麼感想和行動」，是「我若是鄧小平會怎麼做」「鄧小平為什麼要下這個決定」；也可以是，導致這一場悲劇的前因；又或者，這場悲劇的教訓（我認為，這些會是更有意義）可是，當進行這樣的思考，就會發現：一是現存的資料沒有可靠證明，二是沒有足夠佐證，導致思考不全面，或真確性存疑。
再一次無可否認，一幕幕血腥的畫面，使我們不管從什麼角度看，我們的惻隱之心也會給掏出來，然後質疑血腥的必要性。除非你認為，或者能夠證明畫面是捏造出來，或者血腥只是「一小撮暴民」幹出來，或者相信所有的血都是解放軍所流，否則你沒有可能不承認「六四的本質，是中共下指令去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
中立？客觀？理性討論？
以上的三個詞語，看起來十分正面。經年累月的教育使我們潛意識認為以上是討論問題的正確態度，可是，一方面我們會誤會了他們的真正意思，另一方面，是它們在某些情況跟本行不通。當我們找來的資料都是「一面倒」的時候，「中立」告訴我們，世事就好像有質素的辯論題目般，總會有另一面的資料；「客觀」告訴我們，彷彿我們相信平反六四是一定對的時候，是不夠客觀，是過於主觀。至於「理性討論」，是大家在心平氣和的情況下，以理去說服人。
在大是大非的情況下，並沒有中立的必要；看真相，沒有客觀與主觀之分，真相就是真相，意見及觀點才有主客觀之分。所以，找不到支持六四鎮壓的理由，不是你找資料不夠深入，可能是根本沒有，或者中共隱瞞了；你不用去強逼自己去找，直至找到為止。真正中立及客觀的態度，是如果你支持平反六四，請多找一些反對平反六四的意見及觀點；真理愈辯愈明，愈能反駁得多，你的立場愈見正確；當然，如果你反對平反六四，請多找一些支持平反六四的意見及觀點。
當面對的是血腥畫面，是人命，不是每一個人也可以保持心平氣和，避免激動，去進行理性討論。你可以批評發言者過於激動，他們或會因反駁「無流血」論而導致短暫的「一言堂」情況，可是也請你體諒他們的激動源於什麼。話雖如此，我仍然是認為支持平反六四者應該對反對平反六四者「仁慈」一些，因為大家得到的資料不同，成長背景不同，政見不同，要是真正希望他們「回頭是岸」，請在控制自己情緒後以理，以圖片說服他們；以激烈口吻反唇相譏，絕無助於溝通。
看過陳一諤的表現，他的討論經常著重要有膽量去提出意見，包容各種意見，可是，這些「指示」不太適用於討論六四；他做得最錯的其實不是提出這樣的「指示」，而是他沒有去表現出對血腥應有的惻隱態度，也沒有去尊重學運，以一個極度開放的態度，開放得不管一些真相及本質，以為這是表現中立客觀理性討論的極致做法。可惜，他這個開放的態度，不管他是真的認為這態度完全正確，或者他在維護中央，結果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可是，若把他與呂智偉的「我咁大隻就有啲機」的「爛ｇａｇ」比較，倒令我有點同情他的遭遇。
激情鼓動與真相灌輸
不少人談及六四，尤其是耳聞目睹慘況的較年長一輩，都是眼泛淚光，激動非常。可是，對於未經歷過那段所謂「波瀾壯闊」的日子的新一代，社會怎樣教育他們，使他們知道我們的祖國除了有所謂「體育」「神七」「經濟」等「國家成就」外，還有這段黑暗時期。一個方法是先以激動人心及令人痛心疾首的畫面及口號引起他們的注意，然後是資料的灌輸，進而是他們從中理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淡淡然的記錄片播放，使他們有了了解，有了對渴求真相的心。
燭光晚會期間，當有人發起大叫口號，然後其他人大聲附和，我會有不安的心態。我會想，他們附和的原因，是源於對六四悲劇的悲慟，還是純粹因為激昂的演說所催動？我害怕盲目的附和，這是作為一個幹科學的人應有的態度。我希望參與晚會的各位，是因為自己對自己的良知負責，是因為自己有所平反六四的立場。晚會給我的感覺，是情緒上的鼓動佔多數。或許在這個場合不應有紀錄片式的課堂，而是一個以燭光去悼念，是為良知負責的活動，是一告訴世人香港還是有集會言論自由。但我認為，沒有對六四有較深入的了解，單靠人們的霎時感動，他們再度參加晚會的機會不會高；真正看過紀錄片，讀過當年的新聞社論，才會是發自內心的為良知而感動。下一年的周年不是十的倍數，也不能保證曾特首之流再發功，支聯會的感動很可能會是曇花一現。
逃避的藉口
有中學教師認為現階段對六四了解不足，故不適宜把六四加入課程。建制派的議員則全面封口，除了葉國謙於投票反對平反六四時的倒姆指手勢外，並沒其他人表達過意見（我要稱讚葉氏，他有這個膽色！）。要教六四，可以指出什麼是已知的事實，什麼是未知的，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問號，還有六四的背景等等。
至於建制派的議員，他們反對平反六四，是違反民意嗎？是代表立法會不能代表民意嗎？不盡然：選民不會單為六四議題去作出選擇。當投票的時候，選民更著重的，可以是議員的地區工作，可以是粉飾太平的能力，可以是與政府「議價」「爭取」派糖的能力，無可否認，建制派的議員在這方面非常成功，尤其是當泛民主派還在憧憬著食普選，六四老本的時候。
學生的錯與統治者的罪
這是程翔的觀點，也很具說服力。與其他人不同，他有提出過學生的錯。可是他們錯不致死。所謂學生的錯，可以是陰謀論者提出的私心與金錢，可以是他們不懂顧全大局，深受慷慨就義的思想「荼毒」，也可以是他們不懂控制支持他們的群眾等等。到後來群眾燒裝甲車，阻止軍車入成鎮壓，中途意外弄傷及殺掉了解放軍（從當年的新聞片段看出，群眾沒有打解放軍，解放軍在市民圍著，沒有反抗地撤出）的時候，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唱著歌，還抱著希冀。
粉飾，打壓，隱瞞乃源於心虛？
至於統治者的罪，中共的罪，除了血腥鎮壓外，還有打壓與隱瞞。中共的消音器遠近馳名（雖然本人估計互聯網的發展終有一天使中共投降），即使在信息自由的香港，依然有不少對六四亳無所知，以為神七及水立方就是愛國理由（或無須理由）的小朋友及青年人。
對於血腥鎮壓的理由，本人無從猜測（最直接的估計當然是要穩固共產黨了）。
有人認為，中共投放大量人力物力使六四從歷史上消失，是因為「作賊心虛」，是因為使共產黨可以繼續以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專政；不少香港人因為這個邏輯而鞏固自己對中共的厭惡感。在屠殺後，中央的新聞報導是大力讚揚解放軍的「英勇」行為，既然是這樣，中共應該投放大量人力物力去宣揚他們的行為，把每一個參與屠城的解放軍渲染成雷鋒。可惜這不是中共所做。中國百姓無人敢站出來說六四，新一代無從知曉六四是甚麼。中共的定調，由反革命暴亂到政治風波，逐步減低嚴重性，有學者稱之為進步。難道，中共是為了保存邪惡的大學生的名聲而忍辱負重？你可以覺得這是荒謬，但這是我暫時可以想到的另類解釋。
假如你想一想現在就平反六四的話，我相信你會很明白那是多麼「危險」的，中共要害怕的實在太多。以現時的民怨，平反六四可以是新一場六四的導火線。或許，中共要麼允許多黨制（兼有心理準備下台），要麼使中國老百姓對中共極之衷心擁護，否則，平反六四只是天方夜譚。
見證與陰謀論
臨近六四，有人出書，有人現身見證，不免惹人思考，是以六四來討便宜，佔據道德高地；有外國人作見證，可被扣上外國勢力干政的帽子；有中國人在外國作見證，可被扣上勾結外國勢力干政的帽子。現在的氛圍，我們不容易去相信人。這是很悲哀的。即使中共突然公開資料，我們對其真實性必定存疑。
偽推理
曾特首及周全浩言下之意，是中共這樣處理六四的手法為今天的經濟「起飛」作出了貢獻。這是一個很好的偽推理教材。當然，我沒有全盤否認其可能性，但我更相信的是六四與經濟起飛碰巧一個發生在前，一個發生在後，有沒有關係卻沒有明闡，就強說其有關係。可以是有關係的，但關係可以是，這樣處理六四令經濟起飛遲來了十年。周全浩寫得很明顯，就是人民萬事應從國家利益出發，但人民若從國家利益出發，是否必然是於六月四日前和平散去？可以是中共從國家利益出發，答允學生要求，取消強硬指控嗎？或者下放權力，或者不需要出動子彈和坦克？學生從國家利益出發，是否更應該留守最後一刻，堅持自己有能力以這個方式爭取國家進步嗎？在周全浩的行筆中，彷彿忘記了六四的本質和血腥的印記，忘記了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沐浴於外國勢力侵害中國中共的恐懼中，彷彿認為參與平反六四的香港人全是被利用了。愈細讀，愈令本人毛骨悚然。
當然，對於這類文章，我們可以以理性去逐點抨擊，否則會遭人垢病，如打壓異己聲音等，正中圈套。當然，如此冷血的文章，你必須花點時間壓制自己想咒罵他的情緒。理性反駁不代表打壓聲音，因為我們歡迎周教授再撰文，再反駁反駁。
6萬與15萬
晚會後，當知道支聯會公佈的１５萬數字後，我與友人估計警方公佈的數字。我猜５萬，他猜１０萬。不管怎樣，逼爆維園直至警察封場，都是十分震憾的畫面，信息十分清楚。
唐英年說香港是多元社會，有言論集會自由，其實是無意間賞了中共一巴掌了！
後記
有人認為發表關於六四的意見，有機會導致offensive，其實根本不需要。讀者可以不同意本人的部分甚至所有觀點。所謂offensive，是人身攻擊，誹謗等等。我不同意討論時要用到共狗等這般具攻擊性的用語。反駁並不是offensive一部份，反駁般，甚至爭論般的討論，在學術界常有，也是必要的態度。我們也應該珍惜於香港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
或者我在文章中沒有正式提過我的主張和立場，故現記於下：第一，中共應該公開事實的真相；第二，我相信中共的而且確殺了手無寸鐵的學生；第三，我相信中共無須用到機槍和坦克；第四，有市民燒裝甲車，襲擊過解放軍，是事實，雖然背後動機未明（可以是保護學生，可以是作反等）；第五，不忘這段歷史，中共應引以為鑑。
2011年2月21日 星期一
回顧（九）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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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通過後，泛民派最主要的工作，是說服市民真普選的重要性，例如功能組別如何構成社會不公以及對市民造成切身傷害。可是，到底廣大市民是否一如泛民想像般痛恨功能組別呢？如果不是，原因是什麼？這篇文章會先為民主黨作一點辯護，然後探討香港市民的心態如何催生民主黨這一條偏鋒路線。
批評民主黨撐政改的論據大約如下：違反競選承諾，不尊重及出賣曾投票給該黨的選民，在作這重大決定時沒有諮詢選民意見，一意孤行，而且這個決定是合理化功能組別，正中下懷。再激進些的批評，有說是民主黨給中央收買奴化，棄明投暗。
何俊仁反駁這些批評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一句：選民可以用選票踢走民主黨（忘記原句，故Paraphrased）。這正是民主政制的一大特色──你不妥我，你可以用選票踢走我。當然，反對者可以痛心疾首埋怨道大錯已鑄成，踢走民主黨也無補於事。可是這是否大錯，我個人有保留。
選民授權民主黨為他們爭取最好的政改方案，而結果該黨做了一個不能夠滿足所有選民希望的決定（我要強調，有部份支持該黨的選民同意是次的決定的），這是否出賣選民呢？「選民授權」這一步是否包含了信任的元素？很多時候，即使是一個民選政府，也會做一些該政府認為對但有民意認為錯的事，這個民選政府是否出賣了支持它的選民？「歷史自有公論」，「時間證明一切」，假如這個民選政府是有遠見有承擔的話，是不怕一時的反對。這其實也是為甚麼一個社會需要領袖，而這一個領袖一方面獲得人民授權而出謀獻策，一方面受人民選舉權制約而對之負責。我不是在讚揚民主黨，因為它是有遠見，還是過份天真，還看其在餘下任期的所作所為。
我希望我不是天真，我認為民主黨自己清楚明白這個所謂改良方案，良極有限。我也希望民主黨清楚明白，通過的意義不在於增強民主成份多少（民主真的可以量化嗎？看看「循序漸進」定義的爭拗吧！），而是表面上做給天真選民看的所謂與中央搭上溝通之橋然後得其歡心，實際上爭取多一點支持泛民派的選民方便日後挾民意之威「揭竿起義」。
要是民主黨堅持原本路線，這算不算是出賣了同意是次決定的選民呢？要留意的是，不是所有支持泛民的選民都跟中央有十寃九仇。另外支持區議會方案的選民可以支持那一個政黨？他們會否因為認為建制派與中央及政府關係較好，可以改善政制而轉投建制派的懷抱？
社民連對民主黨的路線大加撻伐，是想鞏固支持者堅持路線的信念。公民黨的角色其實很重要──該黨要調和社民連的戾氣，使市民明白社民連的搗蛋行為與堅持原則不一定要混在一起──堅持原則也可以理性，像余若薇的精彩辯才以及慷慨言論：這是一個微妙的分工。
我於上篇說我不談論對錯，原因一來對錯難分，二來我認為關鍵不在對錯，而是普遍香港市民的思維。我想反思為什麼民主黨要做這一個艱難的決定──我認為香港市民有需要負上責任──因為我在上篇提過，站在市場角度，我認為民主黨是次決定是高明的。
還記得黃福榮之死，香港權貴紛紛美化所謂香港精神，中人欲嘔。他們聒不知恥，貴為貨真價實香港精神的得益者，說這風涼說話──對不起，我忍不住離了一點題。
貨真價實的香港精神就是：短視，錢是終極目標，政治冷感（甚至知識冷感），不敢挑戰權威以及服從等。我敢說，正正是這些香港精神把民主黨逼上背信棄義的路。
如果有普通市民問：為甚麼要取消功能組別？如果你答因為功能組別要造成社會不公，他會接著問：功能組別存廢會影響我的飯碗嗎？廢了功能組別會令社會不穏嗎？民粹主義看來更令人可怕呢！其實現在的香港都不算差吧？我只要讀好書，搞好人際關係，學好投資商業知識，我仍然相信我可以生活無憂吧！他會這樣答還好，大多數的香港人可能都會說，政治唔關我事，我唔識，有時間去行街睇戲好過！你地與其係度爭執，不如爭取下政府派糖畀我地啦！
至於貧窮的基層，他們不會怨富豪剝削，而是怨自己讀書不夠，唯有長時間做苦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諷刺與悲劇（希望往後有機會提及）。他們就算會怨富豪又如何？我走出來抗議遊行，倒不如做多幾份時薪廿蚊樓下的散工吧！孩子在這個成長的氛圍下，還會談理想嗎？要麼自暴自棄，要麼發憤圖強成為下一個剝削者。
既得利益者們嗎？不用說。
五區公投一役，也是把香港精神彰顯至極致。人大已經一早決定功能組別與地區組別比例要一樣了，而且香港政府已經說過沒有甚麼空間，我們怎樣遊街抗議也沒有用！於是，香港人連蓋印也懶得去做，然後以是次補選原因不合理，不想得罪中央以免失去靠山以及浪費金錢來為自己開脫。我們香港人，就算有機會讓我們表態要求有權選特首選立法會，我們也會放棄。
以上是一些我心目中的關於典型香港市民的心態。
所以，表面上我們看見聽見大聲疾呼潑水推鐵馬的所謂激進行為，但來來去去都是那一批人；表面上他們代表多數，其實更多人在沉默當中不同意他們的行為，或是擺出與我無干的姿態。當社運人士沉浸在快樂抗爭的回憶中，普遍香港市民有共鳴嗎？似乎沒有。於是所謂八十後的抗爭行動，意義在於八十後自己無悔曾經表態，多於召集廣大市民加入他們的行列之中。市民甚至會受某些輿論影響以恥於與其為伍。有建制派說大聲不代表民主，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說八十後的抗爭行動毫無意義，而是我覺得欠缺了些東西。
我認為香港精神導致市民沒有動力去廢除功能組別以及推翻人大決定，是公社黨堅持路線但得不到大部份市民認同的原因，也是民主黨獨闖險灘的原因。
政改通過後，泛民派最主要的工作，是說服市民真普選的重要性，例如功能組別如何構成社會不公以及對市民造成切身傷害。可是，到底廣大市民是否一如泛民想像般痛恨功能組別呢？如果不是，原因是什麼？這篇文章會先為民主黨作一點辯護，然後探討香港市民的心態如何催生民主黨這一條偏鋒路線。
批評民主黨撐政改的論據大約如下：違反競選承諾，不尊重及出賣曾投票給該黨的選民，在作這重大決定時沒有諮詢選民意見，一意孤行，而且這個決定是合理化功能組別，正中下懷。再激進些的批評，有說是民主黨給中央收買奴化，棄明投暗。
何俊仁反駁這些批評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一句：選民可以用選票踢走民主黨（忘記原句，故Paraphrased）。這正是民主政制的一大特色──你不妥我，你可以用選票踢走我。當然，反對者可以痛心疾首埋怨道大錯已鑄成，踢走民主黨也無補於事。可是這是否大錯，我個人有保留。
選民授權民主黨為他們爭取最好的政改方案，而結果該黨做了一個不能夠滿足所有選民希望的決定（我要強調，有部份支持該黨的選民同意是次的決定的），這是否出賣選民呢？「選民授權」這一步是否包含了信任的元素？很多時候，即使是一個民選政府，也會做一些該政府認為對但有民意認為錯的事，這個民選政府是否出賣了支持它的選民？「歷史自有公論」，「時間證明一切」，假如這個民選政府是有遠見有承擔的話，是不怕一時的反對。這其實也是為甚麼一個社會需要領袖，而這一個領袖一方面獲得人民授權而出謀獻策，一方面受人民選舉權制約而對之負責。我不是在讚揚民主黨，因為它是有遠見，還是過份天真，還看其在餘下任期的所作所為。
我希望我不是天真，我認為民主黨自己清楚明白這個所謂改良方案，良極有限。我也希望民主黨清楚明白，通過的意義不在於增強民主成份多少（民主真的可以量化嗎？看看「循序漸進」定義的爭拗吧！），而是表面上做給天真選民看的所謂與中央搭上溝通之橋然後得其歡心，實際上爭取多一點支持泛民派的選民方便日後挾民意之威「揭竿起義」。
要是民主黨堅持原本路線，這算不算是出賣了同意是次決定的選民呢？要留意的是，不是所有支持泛民的選民都跟中央有十寃九仇。另外支持區議會方案的選民可以支持那一個政黨？他們會否因為認為建制派與中央及政府關係較好，可以改善政制而轉投建制派的懷抱？
社民連對民主黨的路線大加撻伐，是想鞏固支持者堅持路線的信念。公民黨的角色其實很重要──該黨要調和社民連的戾氣，使市民明白社民連的搗蛋行為與堅持原則不一定要混在一起──堅持原則也可以理性，像余若薇的精彩辯才以及慷慨言論：這是一個微妙的分工。
我於上篇說我不談論對錯，原因一來對錯難分，二來我認為關鍵不在對錯，而是普遍香港市民的思維。我想反思為什麼民主黨要做這一個艱難的決定──我認為香港市民有需要負上責任──因為我在上篇提過，站在市場角度，我認為民主黨是次決定是高明的。
還記得黃福榮之死，香港權貴紛紛美化所謂香港精神，中人欲嘔。他們聒不知恥，貴為貨真價實香港精神的得益者，說這風涼說話──對不起，我忍不住離了一點題。
貨真價實的香港精神就是：短視，錢是終極目標，政治冷感（甚至知識冷感），不敢挑戰權威以及服從等。我敢說，正正是這些香港精神把民主黨逼上背信棄義的路。
如果有普通市民問：為甚麼要取消功能組別？如果你答因為功能組別要造成社會不公，他會接著問：功能組別存廢會影響我的飯碗嗎？廢了功能組別會令社會不穏嗎？民粹主義看來更令人可怕呢！其實現在的香港都不算差吧？我只要讀好書，搞好人際關係，學好投資商業知識，我仍然相信我可以生活無憂吧！他會這樣答還好，大多數的香港人可能都會說，政治唔關我事，我唔識，有時間去行街睇戲好過！你地與其係度爭執，不如爭取下政府派糖畀我地啦！
至於貧窮的基層，他們不會怨富豪剝削，而是怨自己讀書不夠，唯有長時間做苦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後就是一連串的諷刺與悲劇（希望往後有機會提及）。他們就算會怨富豪又如何？我走出來抗議遊行，倒不如做多幾份時薪廿蚊樓下的散工吧！孩子在這個成長的氛圍下，還會談理想嗎？要麼自暴自棄，要麼發憤圖強成為下一個剝削者。
既得利益者們嗎？不用說。
五區公投一役，也是把香港精神彰顯至極致。人大已經一早決定功能組別與地區組別比例要一樣了，而且香港政府已經說過沒有甚麼空間，我們怎樣遊街抗議也沒有用！於是，香港人連蓋印也懶得去做，然後以是次補選原因不合理，不想得罪中央以免失去靠山以及浪費金錢來為自己開脫。我們香港人，就算有機會讓我們表態要求有權選特首選立法會，我們也會放棄。
以上是一些我心目中的關於典型香港市民的心態。
所以，表面上我們看見聽見大聲疾呼潑水推鐵馬的所謂激進行為，但來來去去都是那一批人；表面上他們代表多數，其實更多人在沉默當中不同意他們的行為，或是擺出與我無干的姿態。當社運人士沉浸在快樂抗爭的回憶中，普遍香港市民有共鳴嗎？似乎沒有。於是所謂八十後的抗爭行動，意義在於八十後自己無悔曾經表態，多於召集廣大市民加入他們的行列之中。市民甚至會受某些輿論影響以恥於與其為伍。有建制派說大聲不代表民主，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說八十後的抗爭行動毫無意義，而是我覺得欠缺了些東西。
我認為香港精神導致市民沒有動力去廢除功能組別以及推翻人大決定，是公社黨堅持路線但得不到大部份市民認同的原因，也是民主黨獨闖險灘的原因。
回顧（八）《費曼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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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曼的主張》的副標題為「誠實」，「獨立思考」，「不知為不知」，是對其主張的歸納。這是知易行難，對於一個科學家，一旦把持不住，就會犯錯。
一個理論，那怕在一個微細的地方出錯，就是錯誤的理論。你會否因為不想自己努力了多年的理論被唾棄而隱瞞那個微細的錯誤？權威是權威，真相是真相，兩者未必equivalent.你有沒有勇氣挑戰權威？有沒有花過時間去證明權威就是真相，或者深信其觀點不疑？你會否持與老闆不同觀點而直斥其非，或者不論對錯順其旨意而行？你會否避免在眾教授面前害怕表現出自己的無知而裝作了解一切？
你會否為了資助去作不誠實的簡報或者只做迎合資助者的研究？你會否一概把與理想不符的實驗當作正常誤差，或者為了迎合理論去微調根本沒有問題的實驗？你會否與其他教授同事作無謂的競爭？
當你有所成就，有機會升職，如果代價是脫離學生，走入政治與行政，你會如何選擇？你這時會想起當時為什麼會讀科學做研究？為什麼當年的一個小伙子會不眠不休去處理艱深的題目，然後為自己成功解決一份功課五題中的其中一題而沾沾自喜？你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得到很多名譽的你，怎樣看待爭相獻媚的傳媒，出版商，名譽學位，商家提供的冠名資助等等？你會否感到迷失，到底身為科學家追求的是什麼？是追求真理或者是增加某某的收入嗎（或者是兩者兼得）？追求真理的方法，第一步會否是研究如何去提高研究資助去令研究可以持續？在拿錢的過程會否令本質有所變異？
或者你是不得志的教授，你會否擔心被裁員而被逼進行速食研究？
以上的問題圍繞著「誠實」「獨立思考」「不知為不知」，也圍繞著一些當科學與金錢政治名氣纏結在一起的時候發生的兩難局面，而這個纏結卻是必需。我介紹你們看這本書，因為你可以看見一代物理巨匠如何實踐他的主張。然而，由於他的名氣，使他沒有抓funding的煩惱（至少他沒有提及），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很多教授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大物理系幹得「好」的地方，是它的課程可以使有志科學的人「知難而退」；至於科學的道德教育，中大物理系並沒有正規提及過，只靠教授們以身作則，言傳身教。
將會成為研究生，或已經是研究生的各位，本人謹以此文互勉。本人也認為，費曼的主張不限適用於科研人員，只是要在學術世界外實踐這些主張，我覺得又要難上百倍。
2011年2月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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